我对拔牙有恐惧症！

1991年，老家。妈妈带我去孙楼乡医院拔牙，拔一年前被磕掉半截的门牙和两颗门牙中间的一颗小牙。我问医生疼吗？他说一点都不疼。只见他拿了一管紫色的药水，针头很粗，像给猪打针那么粗的针头，猛地刺进我的上牙花子。。。。。。疼的我眼冒金星，抽搐了几下。然后，没有几分钟，半个脸就麻了。看到凶残的他拿着钳子让我张开嘴的时候，我闭上了眼，不敢看。只听见当啷、当啷两声，“好了”，他说。沾着血的两颗牙已经躺在生了锈的瓷盘子里了！牙根好长啊.

1999年春天，北京。正在上陈雅丹老师的插图课，牙疼的难受。课间休息，请了假，去了学院的医务室。是个女校医，带着口罩，眼睛很好看。她说是智齿，长不出来，必须拔掉。那就拔吧，我没犹豫就躺在牙科床上。照例是疼痛的麻针，只不过针头没有上次那么粗，医生扎的要温柔了许多。因为智齿长在最里面，露出半颗头，长得很结实，很难拔。女医生用钳子扭，用榔头敲，怎么都拔不下来，她满额头的汗！她叫了一个女孩子来当助手，继续用钳子拧，拽，转，都无济于事。她说你等一会儿，就出去了。大约十五分钟后，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哪儿呢？哪儿呢？”天哪，是体育老师来了！医生拿着钳子和锥子，体育老师轮着榔头，在我面前敲。铛、铛。。。每敲一下，我的眼前都是闪烁的星星。。。。。。然后是牙根将要脱离牙床的“咯吱”“咯吱”声。。。国产的麻药已经不怎么麻了。。。。。。无助的我只能看着女医生那漂亮的眼睛，这是我能坚持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十几分钟后，那颗牙终于被女医生给钳了下来。身边的扔满了饱含着血的棉球。。。。。。她给我开了几颗止疼片。然后，咬着一颗棉球，我又继续回到教室，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快要下课了。

2002年秋天吧，大概。我去了苏州口腔医院，挂了号，准备拔除上次拔掉的智齿旁边的那颗被虫蛀了的坏牙。等待的时候，我在走廊里看那些牙科手术的挂图，看着那些扭曲、难看的牙齿，看着那些血淋淋的手术场面。。。。。。我开始紧张、不安。。。。。。恐惧感袭来，忐忑中，我迅速的逃离了医院！

2006年，在南京工人医院，严医生建议我把右边的阻生牙拔除，不然它会把前面的一颗好牙顶坏。因为对拔牙的恐惧，我拒绝了。今天，一年半后，果然如他所料，被顶的牙齿坏了，牙髓炎。为保住这棵牙齿，必须把横向长出的阻生牙拔除，去除这个祸害！

2007-10-7大雨，风

明天去华夏医院拔牙，补牙。

物体在一定的光线下显示出受光面、被光面和投影，因此我们通过这些东西来感知一个物体的存在，感知物体和周围一切的关系。如果我在这个物体上将暗部、明暗交界线、反光和投影用铅笔画出来，然后我把光源改变成四面来光，这时，物体还是呈现在原来光源下的状态。近看，这是虚假的光线，可这又是我们经验中的真实状态。这是三维的素描，你可以从任意角度来看这个素描。

2007-10-1

因为昨天看了《南方周末》上姜文的访谈，他说他的新作“太阳照常升起”是一不小心做成了酒精，而不是低度酒。就冲这个，我今天走进影院去看了这部电影。

做电影的总是想方设法来讲一个故事，不管多么花哨，还是在讲故事；以影像为媒介的艺术家总是尽量不去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表达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大多数人喜欢听故事，不喜欢那些晦涩的影像艺术。当人们离开电影院，回味的是故事里的人和事；当观众离开展厅里的录像，回味的是自己以及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因为故事的精彩，观众往往会忽略影像本身；因为录像的非叙事性，观众看到的只有影像本身或者观念。

专业做电影的迷恋胶片，说强调那种“质感”；专业摄影家迷恋反转片；专业画家迷恋进口的画布画笔和颜料，其实这些对于一件艺术作品，都是最次要的因素。成就一件好的艺术作品，重要的绝对不是这些东西。

“太阳照常升起”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成功导演喃喃自语式的怀旧，他在慷慨激昂的说他的过去，和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姜文能把故事讲的很精彩，画面拍得漂亮，对观众是视觉的盛宴。但“酒精”之说，我看最多也就是低度白酒吧。老百姓喝惯了糖精水，对酒，当然有些不习惯了。

金钱、名气以及优越的生活，对导演，对艺术家，都是很致命的东西：会让你沉迷在过去的辉煌中，远离今天的现实。

无论如何，能在影院里看到这样的电影，眼睛还是有福的。不像看张艺谋的电影后，有上当受骗之嫌。（张艺谋的电影是高档酒瓶里装自来水。说是高档酒，喝了才知道还是水！）

读丹托

一切都可以的含义是指对于视觉艺术品可以像什么样子，没有任何先验的限制，这样任何的视觉的东西都能够成为视觉作品。

人们可以毫无疑问的模仿早期作品和作品的风格，人们不能做的就是经历作品取得其原始生活形式的那个意义系统。

我曾经谈到两种悲剧艺术家和两种喜剧艺术家。米杰伦属于悲剧，因为他觉得，他只要画的像维米尔，就能获得成功。但是一旦他揭穿了真相，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是一个造假者。学习画的像伦勃朗一样的艺术家，发现这个世界没有给他的才华留下位置，他的才华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只要人们像罗素。科内尔一样，是从“指涉”的角度，而不是从使用的角度，而且是根据玩笑的角度去做，那么，人们就可以成为当前艺术世界的一部分，就可以画的像伦勃朗一样。后历史时期的真正英雄就是那些掌握了每一种风格、又不需要具有一种绘画风格的艺术家，也就是科马尔和梅拉米德这样的人，他们的气质在黑格尔讨论喜剧时已经有所预见：“心情的和悦，接受一切失败和灾祸的乐观，在本身愉快的傻瓜丑角的言行和主体性格之中所表现出的豪放气概，在近代又恢复到喜剧基调的地步。”

无论杜尚获得了什么，他都不是要庆祝普通物。也许，他要缩小美学，测验一下艺术的边界。造成杜尚与沃霍尔之间差异的东西不难讲出来，而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却要难许多。把波普定位在深刻的文化时刻中，有助于向我们展示它的原因是多么不同于半个世纪前驱使杜尚的原因。

如果有人坚持错误的审美判断或偏好，这仅仅显示了某种趣味的粗俗，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一种有缺陷的趣味教育。